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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内外:青年当代艺术教育的生态结构——以广州为例
发布时间:2015-08-19     来源:胡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院与当代艺术的关系被简单化地理解为对立关系,因为不少当代艺术的探索都曾受到学院主流机制的排斥,但若历史地看,学院内部和外部如何纠合孕育出当代艺术的实验却是耐人寻味的话题。在今天,80、90年代美术学院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关系被重新讨论,在当代艺术的场域中,学院的因素如何被评估值得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时段中进行审视。2013年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85与一所艺术学府”的学术研究展就试图重新厘析八五美术新潮与中国美术学院之间的关系,深入考察当时学院内外的艺术意识与现实情境,多维度地再现那场艺术思潮的历史成因,并且将这种探讨与20世纪中国艺术现代性的整体脉络联系起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学院在艺术流变中所起到的思想交锋的实验场的作用,虽然这里面交织着各种对抗和碰撞,旧的主流机制还把控着学院的主导权。

返观我所在的广州美术学院,80年代初开始就产生了汇集一批院内外勇于探索的中青年艺术家的“105画室”,其后又有鼓励学生自由创作的实验班和实验艺术课程的开办。这样的实验探索的线索若隐若现,多有挫折,但是并没有中断,并且产生了后续影响。尤其是最近十年,由于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学院学生们的创作越来越倾向于当代艺术,这使得学院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框架结构,在维持既有的“国油版雕”造型艺术格局的前提下,在各系科内部进行与当代艺术教育相关的对接,另外,在此之外开辟专门的实验艺术系,来进行跨专业的新艺术的教育探索。这样的学院传承与当代变革直接影响到青年当代艺术家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当然,这不是构成青年当代艺术教育结构的全部。

与学院相伴随的,另一个方面便是各类艺术群落、自我组织的兴起。它们与学院产生互补和互动的关系,其思想和艺术生产资源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学院,同时在创作和交流形态上又区别于主流的学院教育体系。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艺术教育实验变得更加的复杂,除了体制内部在孕育区别于既有体制规则的教育空间;某些另类空间、自我组织也在从事具有学校性质的开放性教育工作;在国际策展潮流中,还出现了所谓“作为学校的展览”的新实践。这些实验已经逾越了体制、空间、机构性质的界限,着力于建构穿越各种戒律、却又非对抗性的教育和话语平台。

以广州为例,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附近的南亭村和小洲村因为不少艺术生和青年艺术家的入驻而成为了依傍大学城而形成的艺术聚集地。在它们当中都集聚了不少艺术家工作室和相关的小型民间艺术空间。老校区这边,周边早已产生某种有别于学院教育模式的思想和艺术的汇集地,比如博尔赫斯书店、Loft345等。前者集出版、展览、交流、研讨、文献管理于一体。在当代艺术界,它因举办具有实验探索精神的展览、讲座,从事联络艺术家的工作以及本身作为作品参展而产生不小的效应。后者则主要是一个相对松散无序的美术学院师生交流、娱乐和展示作品的场所。因为这种课外的师生的自然聚集和交流,也因为房租和交通的原因,不少美院师生在附近的Loft345和海外花园开辟工作室。而大约在2002年,广州还诞生过一个集合华南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广东教育学院部分教师的绘画团体——“3号线”艺术编组。其后,“3号线编组”的一些成员逐渐分散各处,但是他们的影响持续发酵,承接了其曾经的工作室聚集地的青年艺术家们便受到直接辐射。他们以“伍仙桥艺术工作室”的名义向外界传播其创作和活动信息。当然,因为教育、师承、空间据点等综合因素,与伍仙桥艺术工作室最为密切关联的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群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逸出学院体制的当代艺术家徐坦、黄小鹏组织的“黄边站”艺术机构,作为官方艺术体系外的当代艺术“研究—教育”平台,其引领学员展开了一系列的有关珠三角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项目,它力图以灵活而民主的方式推动当代艺术的实践和本土艺术生态的改善。

而作为这些学院内外教育脉络在青年艺术创作上的显现,我们便看到了图式绘画、叙事结构、感知体验、身体实践以及社会调研等方面训练的延展以及相对应的体系反叛。如果笼统来分的话,有一些艺术家可以归入“新图式”的范畴,大体是采用一种图式感特别强,颜色较为绚丽,手法多为平涂的呈现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图像的各种合成、混搭、拼贴以及不同寻常的奇异表达。他们的表达与这个时代的视觉表征甚为契合,同时也可在上辈的任教于广美和华师的某些当代艺术家那里找到师承关系。而另一些青年艺术家则与“广东快车”(以“大尾象”为班底扩充的广东当代艺术代表集体)以及相关组织(如博尔赫斯书店、维他命艺术空间、时代美术馆黄边站、观察社等)具有某种联系,当然,他们的联系主要是源于艺术创作方式和趣味的相近,其大都偏向于对生活的智性转换和观念探索,而不是视觉表征的直观呈现。以我所见,前一种表达倾向占大多数。当然,他们中的一些艺术家也在发生变化。对照于以前的以较为固定化的鲜明图式取胜的表达模式,某些艺术家更多地是在探索和建立一种个体的工作框架和方法。这种工作脉络的建构使得其创作更富有视觉和思想的延展性。

如上所说的广州学院内外的当代艺术教育生态结构以及特征其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这样的生态结构除了我们所说的催生出青年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取向,还面临怎样的困境呢?先说学院内部,学院的教育变革自然带来了不小的活力,但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一个旧的框架下的局部突破。比如僵化的媒介分科规则以及片面化的风格划分逻辑依然左右着学院的体系。再就是承担当代艺术教学的有些老师还局限在传统的架上艺术领域,没有当代艺术创作的经验,仍在用旧的方法与模式照套新媒材、新观念的创作。有的老师具有当代艺术创作的经验,并且是成功的当代艺术家,但他的创作已经成为凝固的样式,没有继续前行的思想力,推动学生的也是雷同手法和图式创作的批量生产。更不用说美术学院的招生依旧是沿用素描、速写和色彩的模式化的评判标准,且基础训练没有根本的改观。种种原因制约了学院青年学生和艺术家独立思想和判断力的形成。前些年,在青年艺术家中呈现出某些比较突出的倾向,如平面化、图像化、卡通化、玄幻化等,很快的,这股卡漫风潮就被认为是简单的反映论,缺乏深度,没有脱离旧的表达模式,在一些批评家猛烈的炮火下退却了。而这些年,似乎与对符号化、平面化艺术潮流的反拨以及走向本体语言内省的趋势相关,抽象形式的作品变得流行,与此同时,还有传统风、机械研究风、“贫穷艺术”等等的逐渐盛行,但实际上又陷入了另一种套路化。

从学院外来说,自发的空间和团体迅速增多,它们希望成为区别于既有艺术系统的另一种生产方式。毫无疑问,在整体面貌上,当代艺术呈现越来越多元的趋向。但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艺术系统日渐致密化,经由某些美术馆、画廊、收藏家、策展人、机构负责人等,已经编织起非常强大的国际网络,它是青年艺术家成长的通道,但也有非常强的规约性。于是适应这套体系成为年轻艺术家必然面对的课题。虽然有不少年轻艺术家以各类自我组织的方式反思这个体系,但是这种反思大部分属于既有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他们制造出声音,然后顺利被这个系统接纳。艺术的边界也在不断地拓展之中,年轻艺术家们的一些出人意料的、轻松的揶揄和调戏,成为艺术系统乐见的调料。反之,如若真正逾越了系统所能容纳的范围或未能触动其兴奋点,则将处于非常边缘的境地。

总体上来说,学院内与外这样相异又互动的教育生态结构是造就现在青年当代艺术家面貌的重要因素。它们在进行所谓积极的知识生产的同时,其自身或之间也需要某种批判力,从而接受质询和获得新的变化。而中国的青年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在于,一方面,他们要继续撬动旧有的教育体制的铁板,另一方面又要质疑国际性的艺术系统的运作机制。双向作战将是他们绕不开的任务。